“现在是二十三点四十六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车滑进中山路的时候,喇叭里那个甜甜的女声报了时,又报站:“中山路到了。可换乘二号线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徐老伯抱着保温桶站起来,下了车,顺着站台往换乘通道去,一步都没犹豫。

        江小满没跟。她站在车门外,看着徐老伯的背影拐进通道口。灰呢子帽,中山装,保温桶上那朵褪色的牡丹。他会走到分岔口,往右,刷卡,红灯,再刷,绿灯,上车,东湖路,体育馆,人民路。十几分钟以后,零点整,他会坐在人民路那张长椅上,伸出手指,从头数站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把这一圈掐过了:人民路上车,中山路换乘,环线绕回人民路,二十分钟一圈。整点、二十分、四十分,他回到人民路数站;数完上车,再过九分钟上下,走到中山路这道岔口。零点零九,零点二十九,零点四十九。一点之前,他还要从岔口过三回,最后一回是零点四十九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他一个人?”梁棠问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他一直是一个人。我们去办他的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梁棠侧着头,朝换乘通道的方向听,听那个脚步声一点一点远了。“我跟你们走。眼睛看不出来的,我摸摸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江小满数了一沓纸钱塞进她手心:“先付。摸到什么,都算在里头。”梁棠拇指一捻,揣进了兜里:“按摩店也是先付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站台尽头没有通道,是一面墙。墙上一扇铁门,刷着黄黑斜纹,门上一块白色的搪瓷牌子:站务室闲人免进。

        门口站着一个人。蓝制服,肩上两道黄杠,左臂一个臂章:站务。腰上一大串钥匙。手里一部对讲机,天线断了半截,用胶布缠着。他的脸是糊的,像隔着一层蒙了水汽的玻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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